“你家裏有人在地震中遇難了嗎？”
一名掛 “專家”胸牌的心理援助者正與一名學生交談。
“有，是我的媽媽。”
“那你想媽媽嗎？”
學生低頭不語，眼中已有淚光。
“你給媽媽寫封信吧。”學生趴在地鋪上，默默地書寫，“專家”看上去很著急，不斷催學生“快點”。10多分鐘過去，學生的信寫完了。“專家”拿起學生的作業本，看了一下，把信撕了下來，夾在自己的筆記本中。
一直在旁邊觀察的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高嵐此時發現，“專家”接下來的動作，居然是一轉身，走了。
“疼嗎？”高嵐跪下身來接近這名悲傷的學生，孩子受傷的手臂有感染的痕跡，高嵐拿出碘酒為他擦拭。學生回答說：“不疼，媽媽要是被救到什麼地方的話，那麼她會更疼的……”一個多小時過去了，高嵐的耐心陪伴讓這名學生與她越來越親密，周圍幾個學生慢慢圍過去……
終於，站在一旁觀察的北川中學校長劉亞春點頭了。彼時的劉亞春對心理援助已經煩不勝煩，太多心理援助團隊湧向北川中學，走掉一批又來一批，“亂槍打鳥”。有一支“心理專家”團隊為該校做問卷調查，撕開學生傷疤後沒有撫慰就收起問卷走人，這讓劉亞春非常憤怒。
北川中學的2900名學生中只有1300多人倖存，其臨時教學點設在綿陽長虹培訓中心，高嵐和她的丈夫、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分析專業博導申荷永教授試圖在這裏建立自己的救助站時，劉亞春擋住了他們。但交涉過程中發生的這一幕，令劉亞春對他們產生了好感。
臨時教學點的空地上已經架起一排排供師生學習生活的軍用帳篷，空地旁邊高一點的地方有一塊草坪，草坪後有條臭水溝，申荷永主持的心理援助站就紮營在那裏。三頂帳篷，最大一頂下面有很多學生在玩沙盤。沙盤是心理治療最常見的一種道具，為了不觸及學生內心傷痛，申荷永特意不帶棺材等沙具，只帶小動物、天使、人、花草、車子和貝殼等“正向符號”沙具。
沙盤治療一開始並不太吸引學生，都是低年級學生，後來高二、高三的學生都來了，玩得很投入。有一次，學生們集體擺了一個“理想中的世界”：房子被擺在非常安全的高地上，卻在沙子中埋了20多個小動物，而上面有很多花草、烏龜和小天使。
“這是孩子們在對遇難的同學和老師們表達哀悼。”申荷永說。
學生的青睞，以及專業和持久精神讓申荷永團隊獲得了長虹培訓中心的認可，分得兩套專家公寓住宿。申荷永說，這個心理援助站將陪伴北川中學師生3年。
心理治療缺方法
申荷永的團隊是目前災區心理援助團隊中較為專業的一支，但由於缺少大災難背景下的工作經驗，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王浩威醫師對他們的評價是“有點鬆散”。
王浩威是臺灣“5‧12川震服務聯盟”心理援助5人團的領隊，是目前全臺灣最貴的心理治療師，也是申荷永和高嵐的老朋友。隊員則有社工李開敏、心理諮詢師呂旭亞、臨床心理師魯中興以及行政統籌白彥瑛，其中3人會講四川話，這一多專業背景團隊被內地同行稱為“夢幻組合”。
臺灣“5‧12川震服務聯盟”目前正在向全台募集心理援助志願者（1萬名）和督導（2000名），計畫源源不斷派遣專業工作團體赴川參與心靈重建，“長期認養，至少1~2年”。
6月1日中午，王浩威等人飛抵成都後，便直接乘車去北川中學臨時教學點。那天下午，王浩威一直在觀察。申荷永團隊的帳篷裏，有的志願者在跟個別學生談話，有的等學生擺完沙盤後做分析，比較隨意，看不出創傷心理疏導流程，團隊之間缺少配合，而且還沒有組建多專業背景團隊，專業志願者基本上是申荷永自己的學生。
與大陸心理援助工作水準相比，臺灣在心理援助方面的經驗較為成熟。6月3日，記者觀摩了臺灣心理援助團在德陽市區一所幼稚園針對25名當地中學心理老師進行的“種子教師”培訓。9‧21地震後，臺灣曾發展出“種子教師”作為訪員，關心自己班級或鄰近班級的學生，乃至學生家長，進一步篩選出高危險群的家庭，然後轉介給專業團隊的服務模式。
這25位老師中6位有親友去世，其中一位有14個同事離去。這是一場培訓，也是一場團體哀傷心理治療。由社工李開敏帶領，大家圍成一個“同心圓”，首先，李開敏請不是德陽的“夥伴”往前跨一步，請他們用一句話介紹所在城市的特色。心理師呂旭亞說：“我喜歡臺北的人，那裏的人很溫和，有很多的愛。”臺北、北京、海南，幾個外地“夥伴”的介紹帶來一片片歡笑。
第二個環節，當地“夥伴”介紹自己的城市，一位綿竹的老師說完“滿目瘡痍，家園變色”8個字就抽泣起來，情境一下子由喜轉悲。“請大家深呼吸，讓同伴把眼淚流在同心圓。”李開敏的聲音變得溫柔，“有眼神的接觸，讓夥伴不要失去聯絡。”低頭抽泣的女老師開始抬頭接納“夥伴”們投來的關切目光。
情緒緩緩平靜。接著發言的是一位綿陽的女教師，原先工作過的廠房、同事都沒有了，“這是我最有感情的一個地方……”欲語淚先流。“陪著夥伴深呼吸。”李開敏又溫柔地說。所有的“夥伴”介紹完後，李開敏總結說：“災難重組生命，讓我們看到什麼比什麼更重要。有人說，地震，能動的東西都被震動了，而震不動的是感情、愛情。”
接著，李開敏請沒有結婚的人前跨一步，有3位“夥伴”站出來，“你不是對方的太太，但是對方的伴侶，責任不用付，好處照樣享受。”行政統籌白彥瑛和其他兩位“夥伴”新潮的婚姻觀念博得大家的一陣陣笑聲。接著，婚姻中的“夥伴”向前跨一步，與大家分享婚姻的好。“在災難來的時候，我們兩個在一起，沒有牽掛。”掌聲、歡呼聲，言者一臉的幸福。
這個環節，李開敏把大家從沉重引向了歡樂。
緊接著，李開敏又把情境引向悲痛深處，半年內有親友過世的“夥伴”被請向前跨一步。幾位“夥伴”向大家哭訴了親友離世的悲痛，有的春節時婆婆因病離世，有的關係非常好的同學在地震中去世，有的母親半年前去世，有的地震中一下子失去14個同事……地震發生時的各種場景被描述出來，現場氣氛無比沉重。李開敏再一次請大家深呼吸，讓悲傷“夥伴”感受到同心圓的支持，她示意給悲傷的“夥伴”遞紙巾，讓他們的眼淚盡情地流，讓悲傷盡情地宣洩。
接下來的環節叫“冥想”，為揭開的心靈傷疤包紮。
所有人的眼睛都閉上，“想像宇宙間有一道白光，最遲的一道光，最純淨的一道光”，一片深呼吸中，耳邊傳來李開敏低緩的聲音，“每個人對死後的想像是不一樣的，那個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辭別世上勞苦得到安息”，李開敏一邊請大家深呼吸，一邊不斷提供各種正向資訊，“在光裏面，是自由的生命，重生的生命”。
“說，在我心裏永遠有一個你的位置。”李開敏教大家在心裏感謝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生命，並把祝福送給生者，“祝福的光芒無遠弗屆，擴大到全世界受災難的人類”，然後回到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對自己說：終於離苦得樂，感謝我的生命！”至此，“冥想”結束，剛才淚流滿面的“夥伴”已經恢復平靜。
最後一個環節，李開敏帶領大家做平衡體操，現場氣氛又輕鬆愉悅起來。
雖然參加培訓的老師們都受過專業心理學教育，但他們還是第一次經歷這樣一個完整而專業的團體輔導流程。在這個流程中，李開敏篩選出了“高危人群”，並利用團體的力量撫慰他們受傷的心靈。團體輔導可以為心理創傷者把力量感帶回來，並為其建立新連接，其痛苦有“夥伴”分擔。一位“夥伴”當場告訴李開敏，感覺心理壓力減輕了許多。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團志願者張慧萍告訴記者，目前在四川災區的心理援助團隊最缺的正是團體輔導技巧和經驗，“有人在做，但比較生硬和做作”。
被忽略的官員、家長和志願者
6月2日，由中科院心理所安排，臺灣心理援助團來到綿竹體育中心——這裏剛開工修建，地震後被用來安置受災民眾近3萬名。前一天，心理所在這裏成立了心理援助工作站，由於缺乏專業志願者，尚未開展服務，王浩威等人的到來正是時候，心理所請他們給學生上心理輔導課。
有的班級設在帳篷裏，有的班級設在修了半截的一個高大的水泥架子裏，都是各學校倖存學生湊起來的“臨時學堂”，有的班學生來自10所學校，學生互不認識。“臨時學堂”在安置點貼廣告招募教師，還沒有固定教師授課。
輔導課上下來，王浩威發現大家都不約而同從班級建設做起，幫助選班長，幫助學生們互相認識，建立新關係。社工李開敏問學生喜歡聽四川話還是普通話，學生們齊聲回答：“四川話！”她便從頭到尾用四川話。而魯中興的開場白“我是一個不吃辣的四川人”，則令學生們捧腹大笑。
下午，部分被挖出來的課桌被運過來，一些民眾跑過去搬椅子坐，不料被看管的志願者厲聲斥責。魯中興見狀，對志願者說，要溫柔。“這個時候，民眾最討厭官僚作風。”
魯中興特別希望有機會為忍辱負重的幹部和管理者們做心理安撫和輔導，給他們講“安心四寶”——溫柔、美德、智慧、持久。他特別強調幹部在救災中要有美德：“社會養你長大，人民在養你，災難發生，正是社會需要你的力量的時候，這種服務不是管理，更不是施捨，是回饋。”
目前，對奮戰在一線的幹部和管理者，有關方面仍停留於表彰、給榮譽，營造英雄主義氛圍等做法，還不習慣使用心理撫慰和價值引領等新手段。
災難之後，受災民眾必須和政府機構打交道，以得到協助，因而經常會被一些規定、繁瑣的手續、爭論、拖延、失望所煩惱。因此官員的一些不當做法，在救災中被心理學者視為“二度災難”——官僚作風意味著在社會關係中的非人性化、墨守成規、威權而僵化的規則及過程……因而提醒心理援助者，“必須協助人們找到宣洩憤怒及挫折的積極管道”。
在綿竹，張慧萍曾經試圖去安撫那些抱著孩子遺像請願的憤怒家長。這位元北京師範大學的心理老師給記者講述了一些經歷。“你行嗎？”家長們瞪大眼睛，張慧萍感覺自己好像在被質問，而她除了聽他們哭訴，“不知道做什麼能減輕他們的痛苦”。
“太有挫敗感了，”她說，“家長們情緒非常不穩定，說什麼都不聽，他們只要孩子。”
其實，關鍵是要為家長們找到“宣洩憤怒及挫折的積極管道”，中科院心理所所長張侃便認為，家長們的告狀，政府可以接下來，然後快速調查處理，給出合理解釋，平民憤，這便是很好的心理疏解管道。可惜那些生硬地攔住家長們的人，“不懂心理學”。
臺灣心理援助5人團還到兩所大學做了培訓。6月4日，他們前往彭州市西華大學音樂系的音樂廳，為團中央組織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願團（第二批）和西華大學的學生進行講座式輔導。6月5日，飛赴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學為即將出發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願團（第三批）培訓。
李開敏告訴志願者們，每一個助人者都是血肉之軀，都有可能受到“二次創傷”。台下第一排坐著第一批青少年心理援助志願團，他們剛從災區回來。這個講座對他們來說，便是一次團體督導。李開敏把話筒交給魯中興，他很快從他們當中篩選出一位“二次創傷”者，並對其進行現場督導。
他叫傅志勇，雖然已經回到北京，但是他的整個情緒還停留在災區，他的老闆很高興公司的一個項目經理回來了而不是一個志願者平安歸來了，這讓他很憤怒。回到家，他發現孩子驚詫地看著他不知道說什麼，這同樣讓他很憤怒，因為孩子不理解他的心情。
接著，心理諮詢師呂旭亞在現場進行了一次“藝術治療”培訓。
她請大家拿出紙和筆，請大家用一個顏色來形容地震——黑色、灰黑色……用一個動物來比喻地震——狼、猩猩……再寫下地震的象徵——天地不仁、生命重生……她又請大家分別用2~3分鐘展開書寫，詮釋它們。
一位從災區歸來的志願者被邀請誦讀她對地震“顏色”的書寫，她把地震描繪成紅色，“鮮血染紅裂開的大地”，描述了自己在災區看到的一幕幕觸目驚心的畫面，聲淚俱下，最後一句，她大聲質問：“親愛的大地啊，你到底要問我們要什麼？”聽者動容，淚眼模糊。“二次創傷”之深令人觸目。
話筒交給李開敏，由她收尾，這個環節名為“我欣賞我”，請災區歸來的志願者與大家分享心得。有的志願者自豪地說，我欣賞我做到了陪伴，而不是干擾。有的志願者說，我欣賞我得到了信任。有的志願者說，我欣賞我不是過渡涉入，而是以服務物件為主……這個收尾環節，李開敏輕鬆地把現場氣氛從沉重中帶出來。
李開敏點評說：“知道自己的界限，懷著一顆平常心去助人，不要讓心理援助神秘化，也不要神聖化。”她特別強調多專業背景團隊的必要性，既能像他們一樣互相配合為他們作團體輔導，又能互相支持，避免志願者變成創傷者。
亂槍打鳥需整合
臺灣9‧21地震之後，組合屋裏出現過酗酒、賭博、強姦等案件，前車之鑒，歷歷在目。災難程度更甚的汶川地震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心理危機？最後會不會演變成集體社會心理創傷，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破壞人在社會中的安全感？如果那樣，“付出的社會代價會很大”。
臺灣的經驗是，構建三級同心圓心理重建體系。
第一級外圓納入公共衛生體系，政府出面，100%覆蓋，發動志願者一一登門走訪所有受災家庭，安撫倖存者，發放問卷，“當年臺北市政府第一次做到這麼細時，民眾非常感動”。通過篩選，會有近45%的民眾因心理創傷被納入中圓，由專業團體追蹤服務。最後會有15%左右進入內圓，需轉診給專業醫院，常規治療。
依據以上比例，中科院心理所所長張侃估算未來四川可能有30萬人發病，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遺憾的是，心靈重建仍未真正納入災後重建體系，各級政府和民間組織的心理援助團主要把精力投向學校，投向青少年，至於服務成年人倖存者，尚缺乏整體規劃和安排。
與王浩威交談時，申荷永感慨地告訴這位好友，“北川中學太有新聞價值了”，不僅領導、明星、媒體爭著來，心理援助團隊也爭著來。
申說，中國科學院心理所和科技部官員已經過來“打招呼”，希望他們掛到心理所名下，他拒絕了。理由是，對方是做研究的做不來臨床，另外自己是志願者不願受任何單位雇用。反過來，記者聽到心理所對申荷永團隊的評價是：“太草根，沒有政府支持，無法整合資源，長期運作會很艱難。”
整合不了申荷永團隊，心理所乾脆自己設站，6月2日，“四川省抗震救災‘安置安心’心理援助綿陽北川工作站”正式掛牌成立，這個工作站“目前的工作重點是北川中學1300名師生”，與申荷永團隊的服務物件一致，形成一鍋飯兩家吃的局面。
心理所的工作站比較強勢，它有四川省科技廳和中科院成都分院的支持，設站過程基本沒有遇到阻力。兩家爭飯吃會導致重複服務等擾民問題，整合是必由之路，但心理所的官方背景又讓申荷永望而卻步。
後來，王浩威等人在德陽和彭州為兩支心理援助團隊提供培訓，令他驚訝的是，這些團隊也互不隸屬。眼下，近100支心理援助團隊基本上都是散兵游勇，有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有的已經占地為營，中科院心理所有心整合一些專業性可靠的團隊，但目前對方卻不一定看得上它。王浩威等人便是心理所邀請過來的，他們被心理所安排為其他團隊培訓，心理所的目的是借由培訓服務整合一些團隊，形成合作。
其實，四川省有意統一協調管理，規定心理援助團隊到團省委報到，由團省委協調安排。根據團中央部署，各省官方心理援助團隊由其團省委動員和組織，並到四川團省委報到。一家成都精神醫院的負責人對記者介紹說，各省組織的團隊鮮有長期規劃，多是臨時性援助，因而被批評為蜻蜓點水，半途拋棄服務物件，很可能造成“二次傷害”。
與此相比，團中央亦組建了一支專業團隊，記者在彭州碰見這支隊伍時，他們告知，這是一支打長久戰的隊伍，而他們並不受四川團省委管理。
並不是每一支團隊都向團省委報到並由其統一協調安排，類似中科院心理所和團中央這兩支中央級團隊，他們按照自己的計畫開展工作。另外，由教育部門和衛生部門組織的心理援助體系亦不隸屬四川團省委，而且教育部門與衛生部門之間亦不互相隸屬。
至於草根心理援助團隊，很多隊伍因為不喜歡與官員打交道，根本不向四川團省委報到，而是自己深入鄉鎮山村提供服務。中央與地方，地方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草根，各自為戰，目前基本上處於亂作一團的局面。
“政府間整合很難形成，團委不聽衛生局的，衛生局長也指揮不動團委；志願者更不好整合，有的志願者做兩天就走了，招呼都不打，根本不聽話。”成都一家精神醫院的院長抱怨說。而這家醫院的黨委書記認為，心理援助最可靠的兩支官方隊伍，一支是教育系統，一支是衛生系統，兩者都有一套從中央到鄉鎮的管理體系，這樣的組織基礎才有可能保障長久服務。
一個事實是，教育系統的心理專業人才最多，從大學到中學都配備有專業心理老師。教育部反應也最迅速，第一時間在成都開會部署，“哪些人可以提供服務，誰是主要服務物件，怎麼開展工作，一個晚上就拿出一套長期運作方案”。相比之下，衛生部門反應慢得多，到現在還在思考如何建立長效機制。與教育部門合作，直接享用他們的平臺不是很便捷嗎？當地一位衛生部門負責人介紹說，教育部的部署會議請衛生部門參加了，但待其服務體系建立起來後，再也沒有請衛生部門參與，“合作還是很難的”，條塊分割的政府管理體系讓這位負責人無可奈何。
當年9‧21地震之後，臺灣心理援助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混戰局面，但後來慢慢整合，形成一個“跨部會”平臺——橫跨政府各部門與民間團體。首先是民間團體自我整合，經由社會活動家的登高一呼結成聯盟，然後與政府合作，形成半官方的整合平臺，統一分配責任期，長期認養。
“大陸缺乏有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家，民間自我整合比較難。結束當前混戰局面，可以成立一個跨部門的中央級委員會來制定規則和整合資源。”王浩威說。對此，中科院心理所所長張侃介紹說：“中央已經表示要管一管了。”
關鍵字：創傷壓力症候群、創傷輔導